从北京到香港，沈醉用了两天。此行他报备的理由是看望离散三十多年的子女，真实的牵挂却在那个叫粟燕萍的名字上。军统出身的他，解放后成了战犯，又被特赦、定为起义将领，荣辱沉浮，如今回望，最大的缺口仍是家人。
车子在尖沙咀街口停下时，唐如山已等候多时。看见昔日军统名将推门而入，唐如山的手抖了一下，还是上前一步，自报家门。两位老人对视几秒，谁也没说客套话，沈醉却忽然笑了：“兄弟，喊我三哥吧。”这一声三哥，如石落湖心，涟漪四起。
屋里，粟燕萍默默站起。她早生华发，眉眼却依稀保留着当年的温婉。沈醉迟疑片刻，伸手握住她，声音微哑：“燕萍，对不住。”她抹掉泪水，轻轻摇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简单一句，包含多少漂泊与苦楚，不言自明。
得见这一幕的孩子们，先是怔住，随即掌声、啜泣声交织。有人感叹，这对昔日同窗恋人，如今以“兄妹”相称，世事竟能翻转成这样。
时间若往回拨，会停在1937年的盛夏。那年，临澧特训班的泳池里，年轻的沈教官纵身跃入深水，把险些溺水的女学员拉上岸。她就是粟燕萍。救命之恩，成为情感的引线；几封诗词，便定下终身。1938年11月24日，两人在衡阳一间小教堂互订婚盟，执子之手，原想着天涯比邻。
战火很快撕裂了誓言。抗战末期，沈醉转战云南，粟燕萍独自抚育孩子，举家辗转长沙、桂林。1949年，他把妻儿送往香港，自信还能再聚。不料卢汉起义、昆明被解放，他本人旋即被扣押，集中管理十年，音讯全断。
1953年，海外谣传“沈醉已在重庆被处决”，国民党报纸还刊出“灵堂照片”。粟燕萍无以为生，只得改嫁同是逃港的唐如山。那一年，她对着夜灯写下四句诗：飘泊天涯历坎坷，伤心惨痛泪成河……
反观歌乐山、功德林，沈醉的生活与外界传闻截然不同。劳动、学习、反省，特赦制度给了他第二次选择。1960年获释，他被安置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，杜聿明、王耀武皆成同事。外人问起那段经历，他只答一句：“欠的，总要还。”
重新报户口时，他第一时间打听香港方向。几经辗转，才拿到粟燕萍的回信。信纸泛黄，字迹仍秀丽，却直白写着：已再婚，儿女皆安。沈醉合上信，长叹：“她苦够了，是我耽误的。”
1965年，在组织撮合下，他与护士杜雪洁成婚。对此，他坦言“情感归零”，更多是互相照料。那些年，他主持整理旧军统档案，写回忆录、参加统战座谈，尽量避免谈及私事。
身份由“战犯”改为“起义将领”是在1980年。文件下来那晚，他坐在办公室发呆，忽而笑出声——从此不再是历史的负号，能堂堂正正去见妻子、孩子。于是有了1981年的香港之行。
旅店里的重逢持续不到两小时。话已说尽，往事如旧报纸一页页翻过，再也无法回到第一个折角。临别前，粟燕萍轻轻拍了拍沈醉的手背：“保重。”她没再流泪，沈醉却眼眶通红，像个找不到出口的孩子。
离港那天，他给唐如山留下一封信，不到百字：燕萍守寡实为我咎，幸君相伴，感激无尽。末尾落款——沈三。唐如山揣着这封信，沉默良久，小声自语：“三哥，这个称呼，我记下了。”
回到北京，沈醉把自己埋进工作。有人问他香港见闻，他摆摆手：“写不出来，怕写着就塌了。”1996年3月，他因病去世。遗嘱里只提一句：骨灰无需远送，家人各自安好即可。
粟燕萍听闻噩耗，久久无言，随后取出那张发黄的车票残片——上面印着1949年她带孩子离开昆明的航班号。纸片早已碎裂，但数字依稀可辨。她把它放进火盆，轻声说：“三哥，路走完就好。”
历史对于个人，总是宏大又残酷。沈醉作为风云人物，被记住的往往是军统内幕、战犯特赦；然而在1981年的小旅店里，他只是一个想弥补亏欠的老人。至此，传奇之外，再添一笔人情冷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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